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带藏乡学子“游”太空：有梦想，美好东西都能创造

内容摘要：　该时期，现代化一词的使用还没有固定形式，较为常见的表述是工业化，而现代化与近代化有时也被不加区分地使用。

该时期，现代化一词的使用还没有固定形式，较为常见的表述是工业化，而现代化与近代化有时也被不加区分地使用。

七名法官「结盟」支持菲力普斯，但却给出了四种意见。凡是异性恋或无宗教信仰顾客可以购买的商品，同性恋顾客也有权购买，更不得拒售已经制作完毕的成品蛋糕。

菲力普斯经营的蛋糕店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商店，与教堂等专门的宗教场所有本质的区别，确系科州《反歧视法》所规制的对象。同样是「窄判」与「浅判」，同为自由派法官，金斯伯格却与卡根、布雷耶分道扬镳，作出了相反的判决。2.金斯伯格法官的反对意见两名女法官金斯伯格与索托马约尔持反对意见，由金斯伯格法官撰写反对意见书。作为最高的终局法院，当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与同性恋群体权利之间剧烈冲突演变为宪法诉讼之时，法官以司法智能调和鼎鼐、化解冲突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商业经营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反歧视法》没有保持必要的中立。

（1）有效地回避某些待决的棘手问题。不论商业经营者的宗教信仰如何，向同性恋者出售商品或提供商业服务是当代社会多元包容的价值要求，商业经营者不得随意拒绝顾客。因此，除了内部监督之外，我们还应该从更宏观和全面的视角去思考‘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推动‘人大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常规化，建构全面立体的监督体系。

[15]刘艳红：《监察法》与其他规范衔接的基本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9年第1期，第6页。根据《监督法》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基于权力监督机制的运行逻辑，我国目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责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针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责，主要包括根据质询结果作出的否定性决议、根据特定问题调查作出的否定性决议以及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和规范性文件。《监察法》3条所规定的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似乎既涉及到权又涉及到人，但分析该表述的结构及对监察对象的理解可知，此处的重点在于公职人员,公权力作为修饰词只是意在强调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理据是行使了相应的公权力，以便作为问责的依据。[27]参见刘艳红：程序自然法作为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监察法》留置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页。

由于问责是地方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依法对被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方式，因此，问责程序应当与督查程序相衔接。但通过上述分析和观察，我们也能发现，如果欠缺问责式的刚性监督，则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其监督的实效性。

其三是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大体对应于转隶前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工作人员自身是否存在腐败行为，以便于保持人才队伍的廉洁性，等等。比如，1996年5月31日发布的《厦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监督规定》，在2006年即已正式废止，但至今尚未重新制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依宪而生，按照《宪法》3条第3项的规定，对各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实施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必然要求。

地方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具备这种协调功能，比如，通过组织执法检查可以判断有关机关是否有越权违法的行为，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可以评估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定，等等。[9]See Kaare Str?m,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7, No.3,2000, p.261.[10]关于人大代表的职责或权限，多使用参政议政参政议政权等表述，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5条及第4章的规定来看，使用执行代表职务这一概念更为妥当。从权力配置逻辑的角度来看，地方监察委员会由地方人大产生，自然要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一)监督内容上的宏观性整体性从内容上看，抓宏观、抓大事领域的监督，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主要方向。

其一，以发现问题为中心的督查机制建设。在地方层面，有的地方已经依照监察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的目标规划，着手推进地方人大内部机构的调整，履行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责。

但是，不履行前述程序无疑又是违背《代表法》的，从监察体制改革促进法法衔接的目标来看，监察委员会对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依法采取留置措施经本级人大主席团(人大开会期间)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人大闭会期间)许可显然更为妥当。将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纳入整个法治监督体系之中，有助于解决地方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问题，克服扁平化监察监督权的内在贫困性。

地方人大在过往监督实践中，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工作步骤、程序，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配套规范体系。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权力有二：一是代表权，它可以通过代理制度来解释，这是民主机构产生的必备条件，即通过人民民主的形式选举出的代表来执行代表职务。地方监察委员会由于是直接对人实施监督，因而可以直接对人作出处置决定，包括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以及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等等。发扬人民民主是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能时应遵守的重要原则，让地方监察委员会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上做工作报告，才能使之接受最广泛的民主监督。 周佑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教授。这也印证了前文提到的我国监督权体系两个层级的划分，监察体制改革变动的是第二级的监督权，第一级监督权即人大监督权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第一，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监察体制改革以后，对人监督权全部聚拢于一体，由作为专职专责机关的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

为避免因有督查无问责而浪费监督资源，就必须要将督查程序与问责程序相衔接，特别是对执法检查、质询等刚性监督而言，应做到有问题必问责。这一系列变化，都未增加或减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内容，即改革前后都是《宪法》99条的规定及《监督法》规定的七个方面。

对于地方人大而言，主要的变化是将监察委员会增加为新的监督对象。从具体内容来看，督查机制建设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及时修改规范性文件，以明确的规范确定常态化的督查对象、内容及方法。

具体而言：其一，人大代表要履行特定的程序才能开展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通常是递交申请，并经依法批准，只有有关部门主动联络时才免于申请。不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监察委员会对其内部公职人员同体监督的问题，部分环节监督效能不彰、效果不佳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如果放任不管，监察体制改革高效反腐的初衷可能难以全面实现。二是未按照法定时限和要求执行、办理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审议结论及交办事宜的。在地方人大各种监督措施中，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是偏宏观性监督，执法检查是偏中观性监督，人大代表监督则是偏微观性监督，这些监督措施侧重不同并彼此互补。

三是问责结果的公开将起到广泛的警示意义，进而产生由个体到整体的社会监督效应，与地方人大对权进行整体性监督的定位相契合。我国《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为此提供了权力监督的合法性来源。

例如，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为了预防不合法、不合理以及有漏洞的规范性问题直接生效。这七大职责也很少涉及到对各国家机关具体事项的干预。

 摘要: 在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地方监察委员会对同级人大负责的宪法规定，建构符合地方人大属性的监督模式，是推进法治反腐全面深化，实现对监督权的再监督的必要保障。[39]孟宪艮、孔繁军：人大监督法制化与行政化的反思与启示，《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第182页。

法治反腐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要实现反腐权力运行的规则约束，从而保证能够获得一个动态运行的法治系统，防止权力滥用。执法检查是地方人大诸多监督措施中最为刚性的措施之一，就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而言，可以通过判断监察委员会是否严格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是否有违反《监察法》规定的行为，来对作为专职专责机关的监察委员会实施整体性监督及对其工作人员进行个别化监督。因此，必须着力加强人大问责机制建设。受国情、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大代表制度兼具委托代表制与独立代表制双重的特性：一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地方人大刚性问责的长期缺位，抑制了其监督职能，弱化了其监督效果。就地方人大的常态化过程监督而言，根据《监督法》的规定，既有柔性的监督方式，如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人大代表监督、进行询问等，也有刚性的监督方式，如组织专项执法检查、提出质询等。

问责的前提是要发现问题，没有问题就谈不上问责。但是，当人大代表同时具备公职人员身份时，便可能因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而成为监察对象，并被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留置措施。

确实，提请人大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许可才能使用留置措施，可能会贻误调查的时机，而且，从《监察法》43条的规定来看，留置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经过内部审批即可，增加人大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外部审批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高效反腐目标的实现。目前，《监督法》虽然还未来得及修改，尚未将监察委员会纳入常态化监督范围，但基于前述地方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逻辑，确立对监察委员会的常态化过程监督也是必要和可行的。